烟草一直是一个具备争议的话题,前段时间王德峰教授在深圳吸烟讲课的视频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,包括2023年谣传烟草在9月1日开始涨价的消息也是甚嚣尘上,烟草总公司不得不出示公告进行辟谣。
今年3月5日,财政部公布2024年国防预算为16655亿人民币。
3月6日,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消息:2023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5217亿元,同比增长5.6%;实现财政总额15028亿元,同比增长4.3%,实现税利总额和财政总额创历史新高。
消息一经发布,众多舆论不期而至,烟草与航母数量的换算、中国烟草与军费预算对比再度传播开来。“烟草贡献基本覆盖军费开支”也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。
众多网友调侃:我抽的不是烟,而是射向敌人的子弹,你不种我不种,前线没油谁来送。你戒烟我戒烟,导弹没了谁来填。你不抽我不抽,航母坏了谁来修。
而每一包你所抽的烟中,军费或者烟草的税收又是什么样的构成呢?
有报告显示,2020年一包卷烟加权平均的零售价格为18.69元,其中平均消费0.52元的烟叶,为烟草行业职工发了0.87元工资,为国家缴了9.05元的税,也即一包烟的税占比为48.4%。
其中成本为6.12元,占比约三成;利润为3.72元,占比约二成。
2020年我国一包烟的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为48.4%,不仅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75%水平,也低于基于我国烟草税制和市场结构结算出来的理论税负水平54%。说明有进一步的提升空间。之所以烟草行业能获得如此高的利税,是因为我国烟民基数大,将近3亿烟民支撑起了万亿税收。
英国作为全球烟草税最高的国家,达到了惊人的82%,虽然高额的税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收入,但高昂的烟草价格增加了非法烟草贸易,给烟草管理治理带来巨大挑战。
所以烟草税的提升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简单问题,而是包含了控烟、公共卫生、财政收入等系统性的复杂工程。
我国在1994年开始征收烟草消费税,1998年、2001年、2009、2015年分别进行过上调整,烟草消费税政策不断被完善。2015年5月10日起,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%提高至11%,并按0.005元/支加征从量税。距离上一次调整已经过去9年,尽管2015年提高消费税后短期内抑制了卷烟消费,但长期来看效果有限,且烟草税负未能有效转化为零售价格提升,市场一度出现了提税不提价现象。
在48.4%的税收中,65%为消费税,24%为增值税,10%为附加税,1%为烟叶税。虽然消费税已经是占据了65%,作为主要的税收来源,用来调控价格从而减少烟草消费,即便如此,我国成人吸烟率的控制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下降。
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报道:2022年,中国因吸烟致死的人数已超过100万人。与吸烟密切相关的癌症为中心型小细胞肺癌,关联性高达95%以上。此外,我国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位列全球第一,肺癌五年生存率不超过30%。亟需通过更有效的控烟举措来降低肺癌死亡风险。
《“健康中国2030”规划纲要》中更是强调,全面推进控烟,到2030年,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%。
而要到达这一目标,2030年卷烟平均价格要达到每包59元,这也是网上热搜一时的“专家建议卷烟每包59元”的支撑来源,让消费者切实感受到“税痛感”,可以减少低收入群体,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购买行为,推动烟民结构的转变,这是起正向作用的干预措施。
提高烟草税是一个复杂的政策选择,它涉及到公共卫生、经济发展和政府治理等多个方面。为了实现控烟目标,同时增加财政收入,需要科学制定和实施烟草税收政策。这包括合理确定烟草税的提高幅度,加强执法和监管以打击非法烟草贸易,以及考虑到不同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。
未来烟价的走向趋势必然是向着高价走,只有通过综合措施,才能更有效地控制烟草消费,降低吸烟率,实现健康与经济的双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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